中俄两国都是礼仪之邦，在交往中礼仪尤为重要。随着中俄两国交往合作的加深，两国人的交往也日趋频繁，在日常交往中的礼仪冲突也愈明显。交往者只有充分了解两国礼仪文化差异，才能在交往中避免误解与冲突，保证跨文化交流有序进行。本文章将对中俄日常社交礼仪冲突背后文化根源进行诠释。

一、 招呼用语

（一）、呼语

呼语是人际交往的信号灯，在跨文化交际中，呼语的准确度直接影响交流的质量。人名呼语有规则可循，陌生人间的称呼用语也有其特殊讲究。中国有“全国通”的（老）“爷爷”，（老）“奶奶”，此外，“叔叔”，“阿姨”也极为盛行，而在俄罗斯，这样的称谓只用于亲属之间，况且“老”也犯了俄罗斯人的忌讳（年龄），一般不用。在中俄日常交往中由于呼语不当也曾出现过不少尴尬局面，这种“文化休克”不是偶然的，其根源是文化差异。

中国自古便是典型的农耕社会，农耕是社会物质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生产中的互助合作以及定居生活使集居一地的人们产生深厚的感情。加之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线，造就了华夏民族尊老爱幼，亲仁善邻的传统美德。因此，中国礼仪文化也打下了深刻的感情烙印，这是中国人注重人际感情的根本原因。在日常交往中，中国人往往以交流感情，建立和谐人际关系为目标。对上一辈非亲属陌生人使用亲属称谓便是交往目的强有力的体现。年幼者称上一辈非亲属陌生人为（老）“爷爷”，（老）“奶奶”或 “ 叔叔”，“ 阿姨”，这是年轻人对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的一种肯定，而在对方看来，这却是一种尊重，这些呼语将中国人强烈的“宗族”观念带入交际活动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，可拉近两人关系，营造了良好的交流氛围。

个体主义是俄罗斯礼仪文化主要特征之一，它强调个人利益，维护个人权利，在交往中非常注重个人隐私。在与陌生人交往中，凡是折射年龄（特别是女性年龄）的呼语都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威胁，被视为无礼，况且俄罗斯人使用呼语时非常注重关系的亲密度和性别。因此，尊对方为дедушка（爷爷），бабушка（奶奶），дядя（叔叔），тётя（阿姨）会令其反感。近年，俄社会较流行господин（先生），госпожа（女士）等称呼，这类呼语较易被接受。

（二）、寒暄用语

寒暄是呼语和交流话题之间的衔接，有时也独立运用于日常交际，能表现出一个人的修养以及亲和力。在汉俄日常用语中，寒暄用语有相同的功能，但表达方式和用法相差甚远。

中国人见面时常问“你去哪？”；“从哪回来？”;“吃饭了没有？”…… 这些语言形式的功能都表示友好问候，打招呼，以示对对方的关注。而俄方人员听到后却很惊讶：“Куда ты идёшь？”；“Откуда ты？”好像是在质问对方的行踪，若被问“Ты обедал？”好像是要被邀请吃饭或约会。而若俄方人员在外交场合与中国人见面时说“你这小老头子，怎么还没有死啊！”这同样会使在场的中国人目瞪口呆。这些都是寒暄用语运用不当的典型例子。中国人犯了交际思维定势的错误，而俄方人员却在语用情景中犯了大错，结果都未能达到寒暄用语的预期问候效果。这些礼仪冲突可以从中俄心态文化的差异中找到根源。

首先，在天人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强调天人合一，即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且注意的中心始终都偏向于人和人事一面，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传统，使我们产生了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一切问题的方法；其次，儒家哲学是典型的实用哲学，它重经验，讲实用，这也使中国人形成了着眼目前，注重实际的直观思维模式。因此，汉语寒暄用语常着眼于与对方密切相关的话题，形成直观现实的寒暄语句，很少出现抽象化，模式化用语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人较擅长抽象思维，俄语寒暄用语也近于“公式化”，具有简单化，抽象化等特点，“Здраствуй（те）！”与“Как дела？”搭配可灵活运用于各种交际场合，而说话者实际上并未关注对方切身情况，只是一种交际 “公式”用语，近于虚无的关注。

由此可见，在交际过程中，双方人员只有克服交际思维定势，灵活适应交际情景，才能避免误解和冲突。

二、 送礼

中俄两国是礼仪之邦，会客时都以“礼”相待。中国人逢喜事常以“红包”(钱)表盛情，有时也配赠纪念品，但无论是钱还是礼品，在数量上都可以去表示“好事成双”，“六六大顺”，“四喜五福”等吉祥福禄之意；逢白事则会送数量为单的礼物（以钱财居多），以示驱邪趋吉，告慰家属。而俄罗斯人却不太习惯送钱，花则是俄社会走亲访友永不过时的礼物，但其数量讲究却与中国不同，礼品数量为单数（除十三外）寓示吉利，双数则是绝对的冥数，坟墓前的花为偶数则意味着祝愿死者在阴间平平安安。这些细微的差别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交际效果，我们应该从文化角度去理解这些礼仪文化差异的根源。

首先从种类上看，中国人送礼以财物居多，强调送财祝福之意，而俄罗斯人以纪念品为多数，强调纪念意味。

中国虽然不是宗教国家，但在民间仍有很多俗神，这些俗神往往都是因特定的社会人们之心理需要而产生的，它能反映出该社会形态的某些特征。中国农民起义者喊出的口号是：要吃饭，要生存。对中国民众来说有了钱不止是得以生存不再受穷，从而翻身为主人，甚至可以“使鬼推磨”。由此被华夏民族推崇的财神便应运而生，并随小农经济发展而逐渐深入人心，成为中国民间财运最有权威的象征。久而久之，中国人便有了“送钱”即“送财神”的逻辑，只有钱才能更直接地表达“财源滚滚”的祝福，也只有财神才是人们抵抗灾难强有力的武器，因此白喜事钱财厚礼是不可少的。

俄罗斯人喜欢生活在过去，对过去的人和事都有很强的怀念之情，对他们来说一件礼物重要的不是它的实用性，而在于其纪念意义，因此作为礼物只需一个纪念品便可，况且独立刚强的民族性格决定他们在财物上与他人划的界限较清楚。在俄社会中，钱财并不是亲朋好友的日常礼物，在亲朋好友之间也没有送钱这种习惯。通常情况下，它只在履行货币本身的职能（如支付手段，流通职能等等），不附加任何人情意义，若钱财被作为一种职场手段时，它便成为人情的载体，此时的钱财交易被定义为贿赂。

其次，从数量看，中国人送礼的数量常与福禄吉祥顺利等词相联系，强调礼物的祝福意义，而俄罗斯人则以奇偶数区分场合。可见中俄两国人送礼数量的讲究各有特点，这实际上是数字文化意蕴差异的表现。

在汉语中，数字虽然是一种符号，但它与其他事物连用时就不再是单纯的数量符号，而通过谐音、习惯表达、象征等形式构成受人们欢迎的祝福语，如地方音的“2”与“易”同音;“3”与“生”同音；“6”则与“禄”谐音；“8”与“发”谐音；“9”与“就”同音；民间便有2828（易发易发），9898（ 就发就发），36（生禄）等象征吉祥的数目，中国人在送礼时便可在数量上添“花样”。西方人对数字“13”很敏感，而在中国，13不具有任何讳莫如深之意，甚至还作为吉祥数字出现，如壮族的“鬼节”便从农历七月十三开始庆祝，云南纳西族男孩女孩在十三岁时举行成丁仪式，即穿裤子或穿裙子，这些节日深受欢迎。

俄罗斯是宗教国家，虽然在其发展史上宗教拜别繁多，主教派一再更迭，但各主教派的文化在俄罗斯民间根深蒂固。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，不同时代的俄罗斯人都曾借助数字认识其周围世界，并赋予数字神圣的宗教意义，认为有些数字可带来财富和好运，而另一些则会带来贫苦与灾祸，如单数（除十三外）是意念之数，他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愿望，带来财运和幸福，相反偶数则有不祥之兆，不太受欢迎。俄罗斯人与西方人一样提防十三，这也是宗教文化所产生的心理效应。据俄罗斯古文献记载，夏娃给亚当吃禁果即是十三日；“最后的晚餐”共有十三人；耶稣被犹大出卖，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十三日……可见，俄语中数字的意义多与宗教文化有关。